陈启民：我的驻外记者生涯——与厦大新闻系学生一席谈

【开栏语】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总有一些文字温暖我们，给我们力量，触动我们的心房。新华社建社九十多年来，一代又一代新华人忠实履行喉舌、耳目、智库职责，撰写了一大批载入史册的经典篇章。同时，新华人在履职之余，也创作了一篇篇美文流传。即日起，新华社客户端读书频道特开设《新华文萃》栏目，精选新华社记者、编辑和新华社数万员工（包括曾经的国社人）的“大作小品”，不定期刊发，以飨读者。关注《新华文萃》，领略新华人“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的家国情怀，感受他们的精彩人生，听他们讲述新闻报道之外的传奇故事。

本期编发新华社高级记者陈启民撰写、新华出版社出版《八千里路云和月：驻外记者随想曲》一书中收录的《我的驻外记者生涯——与厦大新闻系学生一席谈》，看作者深情回忆如何改变“顺着垄沟找豆包”的命运，听作者生动讲述4次驻外经历中的种种惊心与窘境，成就与荣光。

我这一生，一路走来，可以说一步想不到，步步想不到：想不到能上中学，想不到能上大学，想不到学外语，想不到当记者，更想不到退休后当大学教授。父辈的想法是能读几年小学，会写信算账，不做睁眼瞎就算是造化了。这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的典型经历。

记得上大学的第一天，我给长我20岁的大姐写信，问：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出身，在新中国成立前有没有上大学的可能？大姐的回答斩钉截铁四个字——“绝无可能”。仅此四字就让我抱定终身矢志跟随共产党，“虽九死其犹未悔”。所以，这一生除感恩父母生身，要感恩的只有党。都说穷孩子只能“靠读书改变命运”，但我知道，没有新中国，我就没有读书上大学的机会，也就谈不上“改变命运”——“顺着垄沟找豆包”的命运。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今天的成就是个人奋斗的结果，人到中年才明白，没有新中国，没有党和人民的培养，根本就没有个人奋斗的土壤，哪里还有资格论成败？

我生在东北农村，自幼家境贫寒，春天拾粪，夏天除草，秋天赶磙子，冬天捡煤核。上小学买不起书本，上中学交不起学费，上大学拿不起伙食费。一路走来，全靠政府资助，不是免学费，就是发助学金。十年寒窗苦加上书店站读，生吞活剥古今中外文学名著，才识得圣贤书，攒了点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底子。

1960年考入黑龙江大学外语系。我在高考志愿表上填的志愿是清一色的中文系，压根没有外语。可不知为什么偏偏被外语系录取，而且是在中苏交恶背景下极不被看好的俄语专业。为了端正专业思想和学习态度，我在内心里很是挣扎了一阵子，最后似乎总算想明白了：“祖国需要就是自己的志愿。”学习成绩也从“名落孙山”追到“名列前茅”。

1964年大学毕业前，毕业生最关心的当然是毕业分配。那时没有自由择业这一说，毕业后干什么用不着自己操心，但不操心不等于不关心。要说没有心仪的目标，那是假话，谁不想得到一个条件好、有前途的工作呢？对学外语的人来说，最高期望就是北京的“外”字部门：外交部、外贸部、对外文委、对外联络部等。但期望只藏在心里，没有人挂在嘴上，因为嘴上的口号是“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但绝不是空喊口号，真要被分配到农村或边疆去，也会义无反顾地“打起背包就出发”，因为“服从祖国召唤”是不容讨价还价的。

分配方案公布，一看我的名字在新华社名下，与“外”字无缘，心里顿时凉了半截。新华社？是公社吗？不就是农村吗？心想这也太惨了，凭我的学习成绩和家庭出身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我的情绪一落千丈，就差没哇地一声哭出来。是班里年龄最大的一位同学及时指点迷津，才使我脱离苦海，转悲为喜。那时我们学生只听广播不看报，也没有报，所以读书读到大学毕业还不知新华社为何物。不光我不知道，家人和同在大学的女朋友乍一听说我被分配到了新华社，也以为是到人民公社当知青。

能进国家通讯社，党中央耳目喉舌机关工作，岂止是幸运，简直是幸福！心里想的只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绝不辜负组织的信任和党的培养。但问题在于，对新闻工作不仅毫无准备，而且一无所知。

先是在对外部俄文组当翻译。学俄文的做俄文翻译，学以致用，专业对口，夫复何求？基本业务是中译俄。坐到打字机前，见到办公桌上的新闻稿，才体会到“书到用时方知少”。大学4年，全优成绩毕业，只表明我学过俄语而已，根本不意味能胜任工作，一切须从头开始，万里长征还没迈出第一步。

我意识到前路艰辛，开始日夜苦读，废寝忘食地钻研俄语，提高俄译汉水平。别人不愿意上大夜班，我却乐此不疲，因为这样可以挤出更多的学习时间。如果上白班，我也要学习到深夜两点以后才肯睡觉。每天我要把数十米长的塔斯社电传稿从头读到尾，摘录大量积极词汇和句子。“文革”开始后“反修”文章多起来，我便潜心研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论社会主义问题》《政治经济学》等俄文原版书籍，据说它们都是经语言大师斯大林亲手修订的“经典著作”“俄文范本”，其中有关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论战的语言文字是“不可超越的高峰”。

更有甚者，业务压力大，政治“亚历山大”，“文革”期间不仅“反修”文章多，“两报一刊”的重头文章更多，哪篇都要发，哪篇都要译。因为我当时被推选为勤务组长，主管业务，重要文章的翻译定稿工作都必须参加。虽然同俄文专家一道工作是最佳学习机会，但“政治把关”不仅责任大，压力大，而且要求“站在阶级斗争的高度”审视每一句话，每一个单词。然而，“政治把关”岂能离开业务水平？所以，为了不致被“可能不突出政治的俄语专家”带进阴沟里，我也得“急用先学”，哪怕现买现卖。

1966年春组织决定派我去苏联留学。笔试、口试通过后，新华社人事局很有人情味地让我回家探亲，然后出国。没想到，待我探亲回来后，风云突变，“文化大革命”爆发，赴苏留学的事石沉大海。直到 1969年3月珍宝岛武装冲突后，中苏关系跌入谷底。而我在一片“打倒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口号声中，被派到莫斯科分社任常驻记者，从此开始了我的驻外记者生涯。

由于当时中苏关系恶化到冰点，登上北京—莫斯科国际列车时，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回还”的悲壮感。一去就是6年。6年间经历了苏共24大、赫鲁晓夫去世、尼克松访苏、“9·13”等重大事件，经历了中苏关系从战争边缘到基本正常化起伏跌宕的演变过程，也加深了对苏联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但漫长的6年基本是坐“冷板凳”。坐“冷板凳”是指被驻在国冷落，几无外出采访机会，并不是无事可做。相反，6年间从未在半夜1点前睡过觉，从未休过周末和节假日。看不完的报纸，发不完的参考报道，做不完的研究课题。驻在头号敌对国家，承担头号压力——从业务压力到政治压力，从精神压力到体能压力，真正意义的“革命加拼命”。记得苏共24大期间，我一个人一个月内发稿10万字，这还不算每天开车外出“跑关系，捞情况”，包括甩掉“尾巴”，与克格勃周旋。

1975年从苏联回国后，转到国际部。先在苏欧组当编辑，后到新成立的调研评论组。先后以晨曦、郭萍、季伦等多个笔名写了大量国际述评、国际随笔和国际杂文，散见于中央大报和地方晚报。1976年到1986年是我写作精力最旺盛的十年，也是个人新闻生涯鼎盛的十年。但在政治气氛令人窒息的情况下，不甘寂寞的我除了在工作上确保“不授人以柄”，不得不在业余时间把精力投入“地下翻译”。那时连出版社都没有，翻译绝不是为了出版，只为不虚度年华，不苟且偷生。后来译著得以出版，实在是歪打正着，“无心插柳柳成荫”。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如鱼得水，无论新闻写作还是文学翻译，都进入高产阶段，一时业内小有名气。

1986年新闻界开始评定专业技术职称，我有幸获得正高级职称。十年“成名”也付出了透支健康的巨大代价，大病一场，住院十月。这时我才悟出“名利本是身外物，唯有健康属自己”的道理。所以我主动放弃可能升迁的机会，远赴南部非洲，开始第二轮驻外记者生活。工作语言则由俄语转为英语。

因为当年南非白人政权同中国台湾保持外交关系，分社设在邻国博茨瓦纳首都哈博罗内。虽然报道范围包括南部非洲五国，其实90%的报道量在南非。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和90年代初南非人民反对白人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处于白热化阶段，而南非又是经济和军事上的非洲头号强国。当我第一次踏上南非的土地，美丽的自然风光、现代化的城市建设、繁荣有序的市场令我震惊，与其他非洲国家相比是天壤之别。我不能不对南非白人政府的行政和经济管理能力表示赞叹，但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制度无论如何在政治上是反动的，逆历史潮流的。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南非的斗争是反对种族隔离和种族压迫的阶级斗争，不是反对外来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斗争的性质决定斗争的目标和矛盾的复杂性。

我经历了释放曼德拉从舆论造势到走出监狱大门的全部过程，也是近距离见到曼德拉的第一位中国记者。他的传奇经历和人格魅力令人震撼和感动，我在报道中将他比作为南非黑人解放历经磨难的耶稣并不过分。

遗憾的是，对南非的报道不仅受到当时政治关系、环境条件的限制，还受到技术手段的制约。分社发稿只能靠从当地电信局租用的电传机，速度慢不说，还只能发英文，不能发中文。发中文稿要译成四个数字一组的电码才行，而译电码的时间是写稿的好几倍，根本无时效可言。至于我夫人照着电码本一个字一个字地把汉字译成数字电码长达两年半的辛苦，分社外无人知道。为了安装传真机提高发稿时效，我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总社审批部门解释什么是传真机、它与电传机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传真机比电传机发稿既速度快又省钱（传真机发一页中文稿仅需40秒，电传机发一页中文电码需要 10分钟，而国际长途电讯的单位价格是一样的—9美元 /1分钟），而不是相反。这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事情，今天听起来是不是不可思议？

让我深受刺激的还不止是电传发稿。曼德拉走出罗本岛监狱后访问博茨瓦纳，在哈博罗内体育场发表演说，几十名外国记者现场采访，包括我。南非记者和西方记者个个手持笔记本电脑和卫星线路传输机，当场写稿当场发稿，而我连普通手机都没有，电话传稿都谈不上，只能等散会后回分社凭记录发稿。什么时效、竞争，想都不要想。当时我对西方记者技术装备的那份羡慕和无奈，只有衣衫褴褛的穷孩子眼巴巴看着富人家的孩子吃糖葫芦时的心情可以相比。真是哭的心情都有。所以，驻外记者光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是抢不到新闻彩头的，必须有现代化的技术装备。可那时我们国家穷，国家通讯社更穷啊！

1989年到非洲总分社开会的最后一天，我急性肾炎发作，发烧便血。为了不惊动参加会议的社领导和众多记者，我谎称患了感冒，强挺着于当晚乘飞机到哈拉雷转机。但落地后病情加重，走不了了。哈拉雷分社记者见状，毫不犹豫地将我送到中国医疗队安排住院。医疗队来自湖南省，既有西医又有中医。他们立即为我输血输液，迅速控制住了病情，转危为安。病情稳定后转为中医治疗，医师为我开了中药方，但在非洲岂能买到中草药？只好电告总社外事局从国内采购。总社领导听说后高度重视，外事局通过最近直达航班将30服中药及时寄到哈拉雷。总社还电告我夫人立即飞往哈拉雷照顾我。一个月后，我回到分社恢复工作。

回想起来，我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尤其要感谢非洲兄弟，因为输入我体内的大量血浆是黑人兄弟捐献给联合国卫生组织血库的，所以，我身上流着黑人的血。但归根到底，我要感谢湖南医疗队，感谢新华社，感谢祖国，感谢党。

1986年第三次出国任非洲总分社社长兼首席记者，地点是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总分社实际是新华社在非洲的地区编辑部，审发二十多个非洲英语国家的分社来稿。总分社家大业大，人多事杂，社长的责任不仅要抓业务，还要抓人事管理、行政管理、总分社建设、发展用户、涉外事务等方方面面的工作。但当务之急是总分社20多人的安全保证。

当时内罗毕治安情况极其恶劣，刑事案件频发，加上总分社驻地偏僻，周围没有街灯，一到晚上，漆黑一片。总分社连院墙都没有，只有绿色藤蔓植物和灌木勾连的围栏，挡动物尚可，挡人根本不行，所以发生过多起被盗事件。由于刑事犯罪日趋严重，总分社有些同事夜里不敢踏实睡觉，影响白天工作，还有个别人整天闹着装护栏、安铁门。安全问题已经到了影响正常工作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我权衡再三，觉得必须暂缓抓业务，集中精力保安全。我给总社打报告，申请筑围墙、安装电网和电动铁门的经费。获得总社批准后，我赶紧找施工单位，白天黑夜抓“基建”。一晃半年过去，高达2.2米的红砖围墙和红漆电动大门赫然矗立起来，当地人称其为“中国长城”。有了“中国长城”，同事们总算可以安心吃饭，放心睡觉了，但个别人私欲膨胀，蝇营狗苟的事也冒出来了。那是另一个话题了。

墙内安全了，墙外依旧不安全，首当其冲的还是我，因为其他人晚上可以不外出，我不能不外出参加必要的外事活动。1987年盛夏一个让人汗流浃背的晚上，我参加一个外事活动后搭乘中国公司的汽车回总分社。时间并不算晚，但8点钟天黑得已经伸手不见五指，全靠汽车大灯照明。公司小伙子把我送到总分社大门前，就在我下车准备按门铃的一刹那，一辆黑色轿车开着刺眼的大灯“喳”的一声停在面前，车里窜出两个黑色彪形大汉，两支手枪，一支对准我，另一支指向汽车里的小伙子。我被示意坐回副驾驶座位，坐在方向盘后面的小伙子被示意坐到后排，一名黑人用手枪对着他，另一名手持匕首的黑人用手腕从后面卡住我的脖子，第三名黑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坐在驾驶位置上，他扭转方向盘，“嗖”的一声就把汽车开进了夜的“黑洞”，另一辆汽车尾随其后。这时我才发现，劫匪一共是4个人。我们被劫持了。

汽车在漆黑的夜里狂奔。“此生休亦，”我想。但难道就这样不明不白地送命不成？人到死时反倒不怕死了——这便是“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意思吧，出奇的冷静挽救了我。我问“为什么绑架我”，答称“因为你是日本大老板”。于是，我明白他们是冲着钱来的，但我身上真的没带钱，小伙子身上钱也不多。我以非常友好的语言向他们解释了我们的身份和工作性质，答应给他们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现金、手表、皮带，还有汽车。在荒郊野外疯狂奔跑了大约半个小时，汽车突然刹住，只听背后一个低沉的声音：“Get out。”我顺从地推门下车，下意识地等待枪响。但枪没有响，身后跟下来的是公司的小伙子。我拉起小伙子的手拼命奔跑，两辆汽车则向相反的方向拼命奔跑。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荒野中跑跑停停、停停跑跑了将近2个小时，总算在无边的黑夜里发现了灯光——鬼使神差地跑到了内罗毕火车站。

说起来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但驻外记者必须随时准备面对生死考验可不是说说而已，即使在和平时期的和平环境。

两次常驻非洲让我热恋上了非洲这片热土：从维多利亚瀑布到乞力马扎罗山，从乔贝野生动物保护区到纳库鲁火烈鸟天堂，从奥卡万戈三角洲到马赛马拉野生动物园，从非洲大裂谷到塞舌尔绿岛风光，从大漠“伊甸园”到俾格米原始部落家园……人与自然“天人合一”，人与动物“和谐共生”，重返自然，远离尘嚣，返璞归真，净化灵魂——所有美好的体验都令人感动。在这里，感受人力的有限，也感受自然力的无限，感受生命的脆弱，更感受生命力的顽强。虽然我走遍欧美，见过无数繁华，但真正让我魂牵梦绕的还是非洲：它一尘不染的大自然，它纯净的蓝天白云，它在热带雨林和仙人掌覆盖下的红土地以及能跑善猎、能歌善舞的大地之子——黑皮肤的“亚当”和“夏娃”。巴黎、罗马看一次足矣，非洲的地貌和野生世界却百看不厌。负面印象当然不是没有，但只要想起这是世界最后一片净土，我就对它只有爱和期待。

第四次出国是1988年8月任中亚分社社长兼首席记者，地址在哈萨克斯坦前首都阿拉木图，主管中亚五国报道。于是，我又从英语地区回到俄语地区。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这里已是另一个世界。苏联已经不复存在，苏联加盟共和国已然成为独立国家。而在帝国废墟上被迫独立的中亚国家，不过是改了门面勉强支撑的旧体制构架，国民经济只剩下被私有化掏空了的躯壳。

中亚国家虽是中国的近邻，对中国的地缘战略地位无比重要，但当时我们对中亚的状况似乎并不了解。与此同时，新独立的中亚国家对改革开放的中国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赫鲁晓夫时代。我意识到记者的使命和桥梁作用。

总社领导给我下达的四大任务是：一要把整个中亚地区管起来；二要加强调研和参考报道；三要开拓新闻落地；四要培养年轻记者。可以无愧地说，这四大任务我都完成得不错。5年内我走遍了中亚五国，全面报道了中亚政治、经济、外交和相互关系等情况，真实反映了中亚各国的困窘和潜力，以及它们在俄、中、美三大力量制约下的战略取向。这无疑对中国——中亚关系的定位和发展，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形成提供了有价值的资讯。

为了让中亚了解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巨大变化和成就，我克服重重阻力，策划并组织数批中亚记者到中国参观采访，他们回国后撰写的中国见闻和系列报道，使中亚人民对中国的观念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我还带领分社同事为近60家中亚新闻媒体和政府机构安装了直接抄收新华社新闻的卫星线路接收装置，使中国声音在中亚发挥出划时代的影响力。在完成大量日常公开和参考报道任务的同时，我还在哈萨克斯坦出版了用俄文撰写的《中亚政治进程和地区安全》一书，受到哈萨克斯坦学者的高度评价，并被哈萨克斯坦国立大学聘为特邀教授。

在我40年的新闻生涯中，国内、国外差不多各占一半。无论作为国际新闻编辑还是作为驻外记者，我都尽力做最好的自己。不敢说没有遗憾，但敢说无愧党和人民的培养；不敢说有多少成就，但敢说“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无论国内国外，无论天南地北，无论面对诱惑还是死亡，忠于祖国忠于党永远是我的生命之光。

【作者简介】

陈启民（曾用笔名晨曦），高级记者、教授、资深翻译家、业余作家。

1941年生于黑龙江省泰来县，1964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俄语系，同年进入新华通讯社直至2003年退休。历任翻译、驻外记者、编辑、编辑室主任、国际部编辑委员会编审、《新华每日电讯》副总编辑、非洲总分社社长。

从1969年到2003年先后被新华社派赴苏联、南部非洲、非洲总分社和中亚任常驻记者。

从1980年到2010年，先后被推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兼职教授、哈萨克斯坦国立大学特聘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亚研究所特约高级研究员、厦门大学讲座教授。

1985被评为中直机关先进工作者。1986年获高级编辑专业职称。2001年被中国译协授予资深翻译家证书。

从1976年到2003年的27年间，除日常报道外，以晨曦、纪伦、郭萍等笔名发表于中央和地方报刊的国际评论、综述、随笔等约300篇，多篇被收入新华社优秀新闻汇编，其中《变化中的世界》获1994年《人民日报》全国优秀新闻奖。

主要译作：《圣经故事集》《序幕》《如履薄冰》《歌德与浮士德》《托尔斯泰日记》《托尔斯泰夫人日记》《托尔斯泰长女回忆录》《权力学》《苏共野史》《雅科夫列夫访谈录》等。

主要著作：俄文专著《中亚政治进程与区域安全》《国际新闻教程》《命运交响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