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谈开放 中国如何实现高水平开放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启示我们：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今天，当我们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不仅没有理由改变我们的开放信仰，反而更应坚定这个信仰，让开放继续推进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让开放继续塑造国家经济未来，让开放引领我们到世界舞台中央。

——郑永年

本文内容为郑永年教授新书《开放中国：新时代新格局》后记，从国内和国外两个维度来解析中国应该如何实现高水平开放。

“读懂中国”创办以来，我每年都参加这个重要的论坛，也想着为这个论坛做些什么。这次，很高兴这本《开放中国：新时代新格局》能够被纳入“读懂中国”系列丛书当中。不久前，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希望这本书能够为海内外关心中国未来发展的读者提供一个“读懂中国”的窗口。

▲郑永年教授新书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国际来看，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超级全球化”正在被一种“有限全球化”所取代。西方世界在跨国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力量推动下，出现了中产阶级塌陷、贫富差距扩大、经济虚拟化等各类社会经济问题，进而导致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思潮快速崛起。在经济民族主义的推动下，西方世界将经济和产业问题泛安全化，在经贸、科技和关键供应链领域鼓动与中国“脱钩”。这导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外循环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在这种压力下，有些人发出了担心的声音：中国是否会迫于外部的环境压力，停止对外开放的步伐？

本书给出的答案是：绝对不会。中国不仅不会走上封闭国门的道路，反而会在原有的开放模式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打造一种系统性的“升级”版的开放，即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会变，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中国近代以来的开放，先后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后的“被迫开放”和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主动开放”，无论是哪次开放，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所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今天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也是如此。我们可以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来理解今天中国的“高水平开放”。

第一，从国内来看，经济发展的概念从传统上强调经济增速迈向“高质量发展”，从“单一指标的发展”转向“全面综合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不断引进外资、技术，加快与国际规则接轨，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过于偏重经济增长速度的发展模式也带来了区域、群体之间发展不均衡，社会领域过度市场化而缺乏足够的社会保护，环境和生态破坏加剧等系列问题。与此同时，经济领域的改革进入“深水区”，产业和供应链升级加速，技术领域的核心环节遭遇“卡脖子”等问题也日益凸显。这些由原有的开放带来的外部性问题，无法通过原有的开放模式来解决，而是需要对开放模式进行调整和升级，将开放的重点转移到当前中国发展最关切的领域上。

第二，从国际来看，中国规则话语权实力与经济实力不匹配的现象，阻碍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也制约着中国国际形象和“软实力”的提升。中国业已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同时还有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和丰富的商业实践。但是这种优势并没有相应转化为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规则优势。在核心技术领域、市场商贸领域的许多标准和规则的制定权和解释权依然掌握在西方国家的手中。西方现在对中国的许多指责，也都集中在这个领域。这也是中国在解决了“挨打”“挨饿”问题后，要着重通过新的高水平开放来解决“挨骂”的问题。

为此，要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就必须同时着眼于国内和国外两个维度来开展。一方面，要将国内的市场规则统一起来，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在这方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已经针对性提出了系统性的方案，这也是双循环发展格局中内循环的应有之义。另一方面，在统一国内的基础上，高水平对外开放应当致力于使中国的规则“走出去”，对现有的国际规则进行改革、补充乃至创设。同时，在外部环境变化的压力下，中国更应当坚持单边开放的政策，以分化瓦解针对中国的打压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更好地为中国的发展争取新的有利环境。

在实现规则统一和规则国际化的过程中，中国需要建立自己的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或者经济高地。在这方面，粤港澳大湾区有能力成为这样的平台。这一地区在上一轮开放中，就是外循环的重要产物。大湾区城市产业链完善、外向型经济发达、文化亲缘相近、国际化程度高，拥有比较完善的国际营商环境及规则体系。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在此基础上，通过进一步融合实现共同发展，打造金融、科创—制造业、科教三大世界级经济平台。可以说，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就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

高水平对外开放也根植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改革的历史基因当中。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本身是“地方性”和“世界性”共同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也把自己的实践置于“世界性”之中。历史地看，在事实层面，离开了“世界性”，就无法理解近代以来的中国，更不能理解中国共产党。同样，离开了“世界性”，就无法理解近代以来的中国实践，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对于世界的意义。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原因。从这个角度来说，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仅是中国国内治理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问题，还是中国与世界互动的问题。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中国要实现的目标还包括提升全球治理水平，为世界提供确定性、稳定性和正能量。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方案，且这一方案也将具有全球意义。

本书收录的笔者近年所写文章、所作采访和演讲，正是围绕着以上主题展开的。这些发表在不同时间的内容，呈现了笔者对新时代中国开放模式的思考，包括对外开放面临的新环境、出现的新特点和采取的新方式。借着本次出版机会，将这些思考以更加成型、系统的方式展现给读者。

郑永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长期从事中国内部改革发展与外部影响相关研究，出版著作数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