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读书日谈读书：从东方红广场买书开始

我来长沙后的第一次买书，是从东方红广场开始的。

那是2001年的国庆节，师大放七天假，而我没有回家。湖南多家出版社在湖大东方红广场办书市，几个同学约好一同去挑书。都是新书，都是五折，我挑来选去，最后买了100元与音乐有关的书，实付50元。

当时，家里给我的生活费并不多。弟弟在高中期间还学习二胡。家里主要靠父亲繁忙的工作之余，利用每个晚上和周末出去搞家教。我不好找父亲多要些零花钱。

我原来是否买过书，具体在什么时候，全然记不住了，但，这一次在东方红广场买书林林总总的情景、各种各样的宽慰，甚至哪几本书的名字和模样，我至今记得很清楚。我没有想到，这次买书，竟诱发了买书瘾。我吃饭不讲究，不买新衣服，就是生活用品也是去超市挑廉价的。然而买书，我几乎走遍了长沙的大街小巷，钻过无数个大小书店。几年下来，寝室里的桌子上、床底下，都是我的书箱子，就连本来不宽的床也被书占据了三分之一，而且码得高高的。

我当时还在写歌词，但很少发表，稿费也很低。可以说，我读大学时很大一部分生活费都交给了书店书摊，而买来的大部分是人文社科图书。同学笑我，待毕业时你怎么搬回去啊，千金散尽为买书，总不会到最后千书散尽把家还。

书还是继续买。多了，我得为书考虑安居之所。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学长推荐我去出版社实习做校对。校文史书稿，差错不少，但我的书做了用处。后来又去另外一家大型出版社实习，校对满员，科长让我抽查一本待印的书稿，并说是某社长的，不得妄改，似有意让我知难而退。怎料，200页的书稿，竟被我据书核对，揪出来270多个硬伤。后来听说校对科长一一比对后在办公室呆坐了半天，我也因此正式进入了出版社，留在了长沙，从校对做到编辑。

初来长沙时，我对父亲说，毕业了就回老家。却不料为了安置那越来越多的书，我只能创造机会留在了长沙。这些年，我的心和手犹在，我的书和命犹在，甚至换得了一些虚名和小利，但不在的已为多矣。我还是不停地读书和淘书，不倦地编书和评书。为了更好地买书，而且冠冕堂皇地买书，我写起了书评。第一年写了五篇，一稿多投，但颗粒无收。然而，买书就是为了读，我只能继续写，终于有了一篇写江堤遗著《书院中国》的《书院文化的生命绝唱》见报了。文章中写道：“西绪弗斯不倦地轮回推进巨石，为古希腊神话增添了执著的色彩。江堤无怨地用青春和生命检索古代书院遗址及其相关文物，悉心阐释中国书院传统文化，以物质形态的书院作为‘阿基米德支点’撑起了精神形态的中国书院文化研究品牌。”

我清楚地记得写作的当晚，时令元宵节，午夜深深，无眠的心让我依在岳麓山下一孤灯下，品读江堤的诗人灵感，悟读他的作家才情，研读他的学者性格，读他的热烈如灼，读他的剔透如脂，当然也读他那苍劲有力的务实翅膀滑过中国书院传统文化海洋天堂的每一道带着火花的轨迹，并不时感伤作者本如脆弱琉璃的生命而希冀在质朴的文字和谨严的思路中对接不老的才思与不悔的精魂。生命是短暂的，然而唯有有思想的文字才拥有辽阔的世界，唯有有灵魂的写作才可能面对着永恒。

读书乐，读书也苦。此后的我，虽然继续把书评当作工作之余的安排，每天都是坚持读书，乐而不疲，同时选择在全国撒网，专门盯着知名时政报刊发稿。这样能够多得一些稿费。每每经过传达室，同事笑我，又来了稿费，一个月下来不比工资低，又何必辛苦地上班哦。他们哪知我中午下班，马不停蹄地去了邮局取了钱，又利用下午上班前的空段，或者晚上几个小时，泡在临近的书店淘书。我记得在溁湾镇通程上有家书店，经理看到我经常买书，特地找总部给我申请了一张VIP，每每来了我可能会喜欢的新书，她都会给我发短信。

我就养成了白天上班、晚上读书、周末淘书的习惯。读完书，就写书评，撰写的图书评论质量和数量，丝毫不逊色于职业书评人。即便被安排从事庞杂而枯燥的史料审读、古文编辑，我也毫无畏惧。

慢慢地，我也由当年的校书人、编书者，变成了书评人、研究者。然而，我还是去不停地买书。即便网站上加大了打折的力度，樊登读书、早晚读书、喜马拉雅等推出了让人直接听书的项目，可我还是喜欢挤上公交车，去那折扣很高、读客很少、楼道里很清静的定王台买书。

虽然那时一年有百余篇书评见诸报刊，后来一年出了四本书评集，但并没有给我带来实质性的命运改变。我是为了什么？我是得到什么？我曾多次枕书听雨眠时，恨恨地、忿忿地、怒怒地暗问自己。问起，问起，书已湿透。是雨水？是泪水？皆已斑驳、迷离。但我知道，书改变了我的命运，使我有了信念和坚定，有了忧乐和冷静，当然也有了自始自终不曾放弃的责任与选择。

二十多年过去，家里已经让我坐拥书城，偌大的书房里四面书墙，阳台上、过道上、地板上、客厅里，甚至连女儿书房里也安装了两个大书架，也摆满了我美其名曰送给她的图书礼物。老婆笑我，别人买房子是当家，而我买房子是为了装书。

买书，就是那个味。

把钱都买书，就没钱玩牌了。

老婆不理解，我每次出门，就不说去书店，而是打出了看老友的幌子。

西方书话权威、殿堂级大师尼古拉斯·A.巴斯贝恩有本好书，叫《文雅的疯狂》。虽然那是万里之外的外国人的疯狂，但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冥顽。

几次从单位离职，总有朋友盛情邀请我去外地发展，我也被丰厚的薪金感动了。而一想起书，我马上改口，不想挪窝了。因为原来我每次搬家，让搬家工人累得气喘吁吁的，也让我清点了上十天的，还是那满满的一卡车书。

与文字相亲，与书本恋爱，虽不是我一生一世的唯一，但可能会是我今生今世的情爱。看来这辈子，我是无法摆脱书了。

让我更加没有想到的是，我从大学毕业后，在出版社和报社辗转了十多年，一度辞职回家专事明清史写作，又因机缘巧合，来到了邻近东方红广场不足百米的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从事文字工作。

某天，学校公号推出一篇“新八景”的文章，将这一座最初悼念且长久纪念曾与湖南大学有着不少情缘的毛泽东主席的东方红广场，用高大的伟人巨石雕像、雄浑的《沁园春·长沙》手书背景与周遭绿荫铺展、人车从容的现代化图景融合成画，列为第一景，名曰东方欲晓，让我再一次强烈地想起了我大学第一次从这里开始疯狂买书时的期待、惊喜、冲动和彷徨。（向敬之，供职于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长沙市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