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50年的学术出版交流

作者：（汤恩平 Niels Peter Thomas，施普林格·自然全球图书总裁，博士）

在1974年夏天一个忙碌的夜晚，联邦德国出版人海因茨·格策博士绕道巴黎登上前往北京的飞机。那时，因为中国和联邦德国建交刚一年多，两国之间尚未开通直航。作为一家著名国际学术出版机构的共同所有人兼董事总经理，格策此行应中国图书进口公司之邀，赴京逗留一周，目的是讨论如何将国际学术图书和期刊引入中国，以支持中国大学的科研和教学。

1994年第五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的施普林格出版社展台。作者供图

回顾20世纪70年代，不得不惊叹这个非凡的开端——施普林格出版社与中国图书进出口有限公司（前身为中国图书进口公司）之间自此开启了富有成效的合作。如今，合作已延续了整整50年，在双方几代管理层的热切支持下，合作不断强化。

对于施普林格出版社来说，这一切都始于1974年的复活节。还记得，那天刚好是个星期一，中国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首任大使来电，首次正式邀请一家西方出版公司高层访华。

时任中国图书进口公司负责人于强，早在20世纪50年代公司还名为国际书店时，就曾在业务接触中知道了施普林格出版社。正是基于这种因缘，他以非凡的魄力和远见，在那个年代，通过这一邀请成功建立了与施普林格出版社的业务联系。施普林格出版社本身，也许当时仍然由于德国在二战中扮演的可怕角色而受挫，所以正以开放的态度试图重建与世界各地作者的联系，包括中国学者。

1980年，施普林格出版社在北京一个数学研讨会上举办外国数学图书展，出席者包括著名数学家吴文俊（左二）、陈省身（左四）和江泽涵（右三）。作者供图

施普林格方首次访华是在1974年6月14日。那一周，中方为两位德国客人——格策和出版社销售总监霍尔茨——安排了商务会议并穿插观光活动。当时，双方还没有合作经验，大家不免拘谨。但事后看来，会面很成功——此后从德方进口的学术图书和期刊数量逐年增加，而中国图书进口公司（CNPIC）日后也发展成为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CNPIEC，增加了出口业务）。历经50载，中国业已成为科技新知的最大来源地之一，实现了科学知识“进出口”之间的平衡。

在接下来的几年，双方关系快速发展。1977年，丁波担任中方管理层的领导时，双方已建立了信任，合作迅速升温。德方的第二次访问成行于1978年，施普林格派出一个小型代表团，不仅访问了北京，还去了南京和上海——当时的中国处处万象更新。

1979年3月31日，双方在中国美术馆共同举办了一个西方图书展，这在二战之后的中国还是首次。书展超乎寻常地引起中国学界和图书馆界的极大兴趣，相同的展览同步在四个大学较多的城市举行，分别是济南、南京、杭州和成都。随后在1981年，还是在中国美术馆，又举办了一次书展，重点是医学图书，其中包括施普林格首次为中国作者出版的著作。自此之后，双方举办了越来越多的访问和书展，活动通常都与科学会议同时举办，以便各方科学家之间建立联络。

当然，我们与中国图书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密切关系还体现在我们参加了中方主办的历届北京国际书展，包括1986年9月5日至10日举行的首届书展。书展起初是每两年举办一次，后来改为每年一次。所有良好关系的不断发展都基于相互信任和支持。一方面，中图公司帮助了施普林格在中国进行展示；另一方面，施普林格也支持中图公司在欧洲扩展业务。1986年，施普林格在其位于德国海德堡-罗尔巴赫的办公大楼内为中图公司设立的欧洲分公司提供办公场所。三年后的1989年，中图欧洲分公司在业务快速和成功发展之后，迁入了自己的办公大楼。除了办公场所之外，施普林格一开始提供的密集支持还涉及后勤和行政，我们甚至为中图的员工寻找公寓、采购家具和家用电器等。

两家公司的关系日益牢固。尽管今天的员工都没有参与过早期的合作，但我们都受益于这种独特的、相互尊重和信任的长期关系，并且每天我们都在通过共同的努力，推动这一关系向前发展——从图书和期刊、进口和出口、订阅和开放获取，到印刷和电子出版物，甚至到高科技应用。

我不禁想，我们的前辈预见到了他们的决策会在50年后产生现在这样的影响吗？他们也会惊讶于两家公司日后结成的牢固联系吗？抑或他们只是受一种理想的驱动，即研究人员总是应该分享其发现，以促进科学在任何地方都能取得最快的进步？

今天的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我认为，我们可以从这段历史经验中学到的一点是，我们每个人作为一个个体，都可以对积极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尽管成果可能需要50年或更长的时间才能看到。假如我们希望看到世界进步，那就不应止步于想象。不管世事如何变化，我们始终需要进行学术交流，将科学知识从世界的一端带到另一端，不论50年之前还是50年之后都是如此。我希望，未来当我们双方共聚，携手欢庆施普林格出版社与中图公司建立合作关系100周年时，大家都能再度满怀自豪地回顾共同推动的发展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