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文人治生对明清小说的影响

作者：徐永斌（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研究员）

明清时期，运河区域的许多文人参与治生（经营家业、谋生计）活动，成为明清文学、文化史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反映了明清文人的生活状态、价值理念和文学创作趋向。这些文人从事治生活动的原因和目的虽各不相同，但其中一部分文人从事治生与明清小说的创作和传播密切相关。

一

明清时期，运河区域的文人治生现象非常普遍，这些从事治生的文人不同于其他阶层的治生活动，他们主要是根据自身的能力和特长采取适合自己的治生手段，如参与教育市场和艺术市场，涉足刻书业等，体现出一定的文化性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文人生态。文人治生虽存在于整个社会，但文人从事治生最集中、最明显的运河沿岸城镇和毗邻地域也是明清小说创作和传播的重镇。

明清时期，运河区域是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许多文人雅士慕名而来。清孔尚任《郭匡山广陵赠言序》所言的“天下五大都会”即北京、南京、扬州、苏州、杭州，都处于京杭大运河沿岸，由此可以看出运河对明清文人的巨大吸引力以及运河与明清文人治生的关系是多么密切。

明清时期，小说甚为流行。特别是从万历年间始，小说可谓到了它的“黄金时代”。明中期以后，运河区域的小说甚为繁荣，这时期创作的作品无论在种类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十分丰富，而且往来于运河流域的许多文人参与了小说的创作和编选，如汤显祖、冯梦龙、吴敬梓、曹雪芹等，时人也多有记载。伴随着思想界和文学界出现的反理学思潮和主情思想的兴起，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开始对小说重新审视，一些文人如李贽、胡应麟、谢肇淛、冯梦龙等，他们或为小说正名，或探讨小说的创作规律，或评点小说作品。浙江兰溪人李渔，除了游食江湖外，他在南京开了一家名为“翼圣堂”的书铺，主要出售一些戏曲小说作品、名人尺牍等，他自己也创作、评点了许多戏曲小说作品，并予编辑、出版和发售，除此以外，他还曾亲自率领家中戏班到处演出赚钱。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形式不仅迎合了下层民众的口味，就连一些皇亲贵族和士大夫也开始垂青。

明清时期的许多小说，如《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就多诞生于运河区域或与运河有一定关联，而且这时期的小说，既有长篇小说，又有短篇小说；既有词话，又有白话、文言小说；既有演义小说，又有艳情小说。题材和种类繁多，尤其是在江南一带，形成了通俗小说中心圈。自明中期以来，小说渐为达官贵人、文人雅士、贩夫走卒等所喜爱。一些文人便创作了大量的小说，流传于朝廷、民间，而且又出现了许多评点家，附有名家评点的小说，受到人们的垂青。

由于一些题材的小说在市场上十分热销，促进了书坊和文人创作群体的合流，如苏州的冯梦龙、湖州的凌濛初等。冯梦龙“三言”选自宋元话本中脍炙人口的故事，由于其作品在当时大受欢迎，凌濛初在科举失利之后，应书坊主之请，根据冯氏之体例，在南京编选了“二拍”。

二

运河区域的文人治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作品特别是明清小说的大量诞生，二者形成了良好的互动：一方面文人通过治生获得了薪酬，改善了明清文人的生活环境，为以后的明清小说创作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读者的接受程度和市场的反馈，又对作家的创作提出了切近读者和市场的文学编创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小说题材和艺术性的变化。文人治生对明清小说的传播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一方面通过文人和书商的合作，文人的小说作品得到销售渠道和传播渠道，促进了出版业的发展，特别是明清小说不断得到社会的认可，小说作品的接受度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随着明清小说的不断传播，书商的利润不断扩大，文人的薪酬也不断增加，促进了文人的创作。

在小说题材上，在唐传奇“有意为小说”的基础上，运河区域的明清小说突破唐传奇的框架，白话小说应运而生，适应了市民阶层的文学审美趣味，题材趋于多样化，如长篇章回小说、白话短篇小说集的大量出现；从小说内容分类上看，明清白话小说也丰富多彩，演义小说、神魔小说、侠义小说、时事小说、世情小说等多是前代所没有的或是萌芽状态，而苏州冯梦龙搜集宋元话本集成的话本小说系列“三言”和凌濛初编选的拟话本小说集“二拍”，故事情节和小说框架虽多取材于前代文学作品，但冯、凌二人用白话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再加工创作，适应了时人的审美意趣，受到世人的喜爱，对后世话本小说的创作影响深远，其后的话本小说、拟话本小说基本上未突破其窠臼。明代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分别开创了章回小说的四类题材，深深影响了后世白话章回小说的创作，虽其后以《聊斋志异》为代表的文言小说一度兴起，但已是强弩之末，难以恢复唐传奇时文言小说的盛况。

在艺术特色方面，运河区域的文人为了满足文化市场的需要，对小说的文学艺术性作了诸多革新，如追奇猎艳、口语化、俚语化等，受到下层民众的喜爱。在语言上，白话小说采用了通俗易懂的语言，内中包含了诸多的口语、俚语和地方方言，大大拉近了与下层民众的距离；《红楼梦》集世情小说之大成，被誉为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巅峰作品，它描写的封建权贵家族的兴衰和宝黛爱情，深刻而令人警醒；《儒林外史》摹写了儒林万象，令人慨叹不已。

在思想内容方面，运河区域白话小说带有浓厚的时代性，如《三国演义》贬曹扬刘、《水浒传》中梁山英雄的替天行道、《西游记》的不畏艰险、《金瓶梅》的西门家族兴衰、“三言”“二拍”的市井文化、《红楼梦》的封建大家族的兴衰、《儒林外史》的儒林万象、才子佳人小说的美好憧憬等，或假托前朝，或直接摹写当代，多刻有明清时代的烙印。

运河区域的一些文学家不仅身体力行，从事治生活动，而且在他们创作的一些文学作品中也不同程度地描写到文人治生，明清小说中的文人治生描写，也是文人治生的现实反映。如明罗贯中《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在出山辅佐刘备之前，就曾“躬耕于南亩”，另外其他名士如徐庶、庞统、荀彧、荀攸、贾诩、郭嘉等，都是依附于乱世豪杰的杰出谋士。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中描写了几个文人如新科状元蔡蕴、进士安忱、秀才温必古、水秀才在不同程度上都参与了一定的治生活动。明冯梦龙《喻世明言》卷18《杨八老越国奇逢》，描写了杨八老年近三旬，因科举不成而弃儒经商，到福建、广东一带做生意。明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卷1《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描写了成化年间苏州人文若虚起初因不善经营，将家业败光，后来随友人海外游览途中，机缘巧合，贩橘致富的故事。明西湖渔隐主人《欢喜冤家》第三回《李月仙割爱救亲夫》，描写了书生王文甫因读书未成而继承祖业，弃儒出外经商。清李渔《连城璧》第六回《遭风遇盗致奇赢 让本还财成巨富》，描写了书生秦世良年轻时，因家事萧条，不能糊口而被迫弃儒经商，先开小铺，后做海上生意，成了巨富。清蒲松龄曾游幕于江苏宝应县衙，他在文集中多有运河漕运、漕粮方面的内容，而且他创作的《聊斋志异》中也有一些篇章描写到书生因各种因素弃儒经商的情节。而《儒林外史》是描写文人治生篇幅最多、描摹最深刻、文人治生最集中的小说，涉及的领域之多，远超明清时期的其他小说，文人治生贯彻于整部小说始终。《红楼梦》中的贾雨村虽是虚构的小说人物，但他也代表了明清运河区域许多文人治生的情形，这不能不值得我们深思。

运河流域的文人治生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明清小说的创作和传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无论在题材、艺术特色上，还是在思想文化内容上，都超越前代，迎来了明清小说的辉煌时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传播也产生了积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研究文人治生，特别是对地处运河沿岸城镇和毗邻运河的明清文人治生状况，有助于我们从侧面观照明清小说的发展面貌，因为许多明清小说作品是运河流域文人创作的，可以说是运河这块沃土孕育了这些小说作家和传世作品。